以发展会员和层级返利推广代币，是否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关键不在于“用了区块链、发了虚拟货币”，而在于能否同时满足《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规定的要件：以经营活动为名、以缴纳费用或购买商品服务获得加入资格、按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间接以发展人员数量作为计酬返利依据、骗取财物，且组织内部参与人员达三十人以上、层级在三级以上。仅有层级与返利、以真实销售业绩计酬的“团队计酬”，依“两高一部”2013年意见不作为犯罪处理。
近期，涉代币的层级返利项目在深圳、香港两地屡被讨论：一边是项目方主张“我们是区块链技术创新”，一边是参与者主张“只是买了代币”。围绕以发展会员和层级返利推广代币的定性争议，本质是传销犯罪要件如何审查的问题。本文从两个常见误区切入，说明办案与辩护中真正需要落到实处的判断节点。
误区一：有白皮书、有链上合约，就不可能被认定传销
这是最普遍的误解。区块链只是技术载体，虚拟货币只是计价与结算工具。刑法评价的对象是“经营模式”，不是“技术外观”。一个项目即使合约真实部署、代币真实上链、白皮书写得规范，只要其收益来源依赖不断新增的会员资金，而非真实的商品销售或服务收入，仍可能落入传销犯罪的审查范围。
反过来说，也不能因为项目“发币”就直接推定构罪。实务中更常见的错误是反向的：把任何多层级推广都等同于传销。这两种极端都偏离了要件审查。
传销犯罪要件如何审查：四个要件缺一不可
法律依据：《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规定，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的，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禁止传销条例》第二条、第七条对“拉人头”“收取入门费”“团队计酬”三类情形作了行政法层面的界定。
适用条件（审查清单）：
- 入门资格：参与人是否必须缴纳费用或购买代币、矿机、会员套餐才能加入并取得返利资格？免费注册、无门槛参与，通常不满足该要件。
- 层级结构：是否按推荐关系形成上下线，且层级在三级以上？层级应以返利计算关系为准，不能仅凭推广海报上的“等级名称”认定。
- 计酬依据：返利是“按人头”还是“按业绩”？这是区分传销与合法分销的核心。若返利主要来自下线缴纳的费用、而非下线真实消费产生的利润，倾向认定以发展人员数量计酬。
- 骗取财物：是否存在虚构收益、承诺保本高息、资金池无对应资产等情形？代币价格是否完全由新增资金支撑。
追诉门槛：依“两高一部”《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公通字〔2013〕37号），组织内部参与人员累计达三十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的，才追究组织者、领导者的刑事责任；同时该意见对“组织者、领导者”作了类型化列举，一般参与人员不作为犯罪处理。上述标准适用多年，具体办案中仍建议核验是否有新的司法解释或地方性规定。
误区二：只要分层级、有返利，就一律构罪
这是第二个高频误解。上述2013年意见明确：以销售商品为目的、以销售业绩为计酬依据的单纯“团队计酬”式传销活动，不作为犯罪处理；形式上采取“团队计酬”，但实质上属于“以发展人员数量作为计酬返利依据”的，才依《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定罪处罚。
换句话说，判断的分水岭是“钱从哪里来”：来自终端消费者的真实购买，还是来自下一级会员的入会资金。
在数字货币纠纷中，这一区分尤其依赖证据。代币的“价值”往往波动剧烈，宣传中的“静态收益”“动态收益”结构需要逐层拆解：静态收益若来自锁仓生息，要看利息资金池来源；动态收益若按直推人数、团队规模分级加速释放，则需重点审查其计酬依据。
虚拟货币场景下，审查还要落到资金与代币本身
涉代币案件的证据审查有三个易被简化的环节。其一，链上地址归属：区块链浏览器显示的转账记录只能证明地址间的资金流动，不能自动证明该地址由谁控制，需要通过交易所KYC、设备取证、聊天记录等交叉印证。其二，电子数据提取：会员系统后台、返利规则配置、层级关系表是认定层级与计酬依据的关键，提取程序合法性直接影响证据能力。其三，涉案金额：总流水不等于犯罪数额，需扣除非返利性质的同级转账、退款、自充值等，并区分人民币与代币计价时点。把浏览器截图直接当作完整证据或犯罪金额，是常见的认定偏差。
此外还需审查主观明知与行为分工：技术开发、社群运营、客服、讲师、城市负责人，各自对返利规则的认知程度不同，是否属于“组织者、领导者”应分别评价，不宜一概而论。
深圳与香港：跨境案件的程序差异不能混同
在深圳办理的涉代币传销案件，通常由公安机关经侦部门立案侦查，审查逮捕、审查起诉阶段的辩护重点各不相同：侦查阶段侧重层级人数与资金去向的核实，审查起诉阶段侧重计酬依据与罪名选择（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的界分）。
对于香港客户涉内地案件，需特别注意：香港与内地的刑事法律和程序相互独立，香港层面合法的商业推广安排，不当然排除内地刑法评价；反之，内地程序中的言论与证据提交，也可能影响香港方面的后续处理。跨境取证、账户冻结、当事人出入境安排，均需按内地法定程序推进，不能想当然套用香港做法。深圳地区办案机关对电子数据合法性、资金穿透的要求较为严格，早期固定有利证据往往比事后辩解更有效。
被反复追问的两个问题
推广代币拿了层级返利，作为普通会员会被追究吗？
依“两高一部”2013年意见，刑事责任主体是组织者、领导者，一般参加者不作为犯罪处理。但若个人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下线人数、层级达到标准，且在实际推广中起发起、策划、管理等作用，则存在被认定为组织者、领导者的可能。是否构成，需要结合具体行为而非仅看头衔。
项目方说代币有底层资产和应用场景，就一定能排除传销定性吗？
不能一概而论。真实的应用场景与收入来源，是区分“团队计酬”与“拉人头返利”的重要事实，但需要用合同、流水、用户真实消费记录等证据支撑。仅有宣传材料和白皮书描述，不足以证明收益来自真实经营。
回到本文的核心：以发展会员和层级返利推广代币的定性，是一个逐要件、逐证据的判断过程。既不应因“区块链”标签而豁免审查，也不应因“有层级”而直接入罪。若你或家人正处在类似数字货币纠纷之中，建议尽早结合自身在项目中的具体角色、资金往来和所处程序阶段，寻求专业法律意见——吴勇律师团队长期处理深圳及香港客户涉内地的虚拟货币刑事案件，可就要件审查与证据固定提供针对性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