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与内地区块链刑事案件的司法协助程序实务

反例一：误将“跨境取证”当作“简单函件往来”

在区块链刑事案件中，大量证据以电子数据形式存储在境外服务器或第三方平台（如境外交易所、链上节点）。不少当事人或办案人员误以为，只要内地公安机关发函至香港警务处，即可直接调取相关数据。这是一个典型误区。

案例场景

某内地公民张某某（化名）涉嫌利用USDT通过香港某交易所实施跨境**活动。内地公安机关立案后，直接向香港交易所发函要求提供张某某的交易记录，遭对方以“无管辖权且未通过正式渠道”为由拒绝。案件因此停滞数月，后续通过《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相互协助的安排》，经最高检和香港律政司双重审查，才最终取得关键证据。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2018年）第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外国之间开展刑事司法协助，依照本法进行。”虽然香港属特别行政区，但依据《香港基本法》第96条及两地签署的《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相互协助的安排》，跨境取证必须经由内地省级以上司法机关通过正式渠道向香港提出请求，香港律政司审查同意后，由香港法院或执法机构执行。任何直接向香港机构或私人主体取证的尝试，均不具法律效力，且可能引发证据合法性质疑。

司法协助程序实务要点

• 正确路径：内地办案单位需层报省级检察院，再由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内地与香港****协助平台向香港律政司提出请求。
• 内容要求：请求书须明确案件性质、证据类型、法律依据及紧急程度，并附中文译文（香港法院使用中文和英文）。
• 常见驳回原因：请求范围过宽（如“调取所有交易记录”）、缺乏针对性、未说明证据与案件的关联性。

启示：当事人及家属在早期即可委托深圳区块链律师协助梳理证据路径，判断哪些数据可通过正式渠道获取，避免落入“自认配合却无效”的陷阱。

反例二：忽略证据双重法律标准

区块链数据具有跨境属性，但内地与香港在数据隐私、电子证据采信规则上存在重大差异。实务中，通过司法协助获取的证据，在庭审中仍可能因不符合内地证据规则而遭排除。

常见误区

许多辩护律师或当事人认为，只要是香港官方通过司法协助程序移交的证据，内地法院应当直接采纳。然而，香港法律对数据隐私的保护（如《个人资料（隐私）条例》）与内地的电子数据取证规则（如《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电子数据取证规则》）存在冲突。例如，香港律政司在移交证据时，通常会附加“仅用于本案调查”等限制条件，而内地检察机关可能需额外申请才能用于指控。

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1条规定：“境外取得的证据材料，应当经所在国或者地区公证机关证明、所在国或者地区中央外交主管机关或者其授权机构确认，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或者地区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对于香港，虽无“认证”要求，但需经两地****协助安排的指定机构确认。若证据形式不符合内地法律要求，法院可不予采信。

合规管理建议

• 证据形式审查：内地律师需提前与香港合作律所对接，确保移交的证据符合《电子数据取证规则》的格式要求（如哈希值验证、完整性校验）。
• 申请补充协助：若移交证据存在形式瑕疵，应通过原渠道请求香港方补充相关证明文件。
• 庭前质证：在庭前会议中对争议证据提出质证意见，要求控方说明证据来源和移交程序。

深圳区块链律师在承办涉港案件时，应主动核查证据链的“双重合规性”——既要符合香港的收集程序，也要满足内地的采信标准。深圳法院（如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在处理涉外涉港澳台案件时，已积累较为丰富的司法协助经验，其裁判尺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反例三：低估罪名定性的地域差异

区块链领域的罪名定性（如**活动罪与帮信罪、非法经营罪与开设**罪）在内地与香港存在显著差异。同一行为在两地可能被评价为完全不同的犯罪类型，从而影响司法协助的请求内容、管辖权和后续辩护策略。

实务反例

某香港居民李某某（化名）在内地运营一个虚拟货币“搬砖”套利平台，被内地警方以非法经营罪立案。但其法律团队误以为香港法律未将虚拟货币套利明列为犯罪，便通过香港律师向律政司提出“不构成香港犯罪”的异议，试图阻却司法协助。然而，内地司法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5条，认定该行为“严重扰乱市场秩序”，且相关证据通过正式渠道从香港交易所调取。最终，李某某在第103位被告中认罪认罚，获得从轻处罚。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本法规定之罪的，适用本法。”第8条规定：“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或者公民犯罪，而按本法规定的最低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以适用本法。”对于涉港案件，管辖权归属和罪名定性完全依据内地法律，香港法律是否禁止不属于“双重犯罪”的审查范围（两地****协助安排不要求“双重犯罪”原则）。因此，试图利用香港法律差异阻却司法协助，通常难以奏效。

区块链刑事辩护法律实务要点

• 提前研判罪名：在司法协助启动前，辩护律师应就当事人行为的定性进行法律分析，判断内地可能的罪名口径。
• 精准限制请求范围：若当事人涉及多个链上行为，可通过律师意见书建议办案机关仅对与内地犯罪直接相关的数据提出协助请求，避免“一锅端”。
• 申请引渡审查：若当事人在香港被采取强制措施，可通过香港律师申请“引渡审查”，要求内地提供罪名和证据摘要，从而获得辩护主动权。

司法协助程序实务操作步骤详解

基于上述反例分析，我们系统梳理香港与内地区块链刑事案件的司法协助程序实务，供律师和当事人参考。

第一步：确定请求类型与法律依据

• 调查取证协助：适用于调取存储在港的链上数据、交易所记录、KYC信息等。依据：《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相互协助的安排》第6条。
• 资产冻结与追缴协助：适用于冻结涉案虚拟货币或法币资产。依据：同上安排第13条及香港《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第455章）第25A条。
• 犯罪嫌疑人移交协助：适用于在港落网的内地涉案人员。依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及两地《关于****相互协助的安排》第8条。

第二步：律师团队协作机制

内地律师需与香港合作律所建立高效对接，明确双方职责：

• 内地律师：负责案件事实梳理、罪名研判、协助请求书撰写、证据内地合规性审查。
• 香港律师：负责与香港律政司、警务处、法院沟通，推动协助请求的审批与执行，协助证据形式转换。

特别提示：深圳作为毗邻香港的城市，在处理涉港区块链刑事案件时具有独特的地缘优势。深圳中院与香港高等法院已建立较为成熟的司法协助联络机制，深圳区块链律师在理解两地司法文化、降低沟通成本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三步：证据双重合规审查

• 形式审查：移交证据是否有香港法院或律政司的认证章、是否符合内地电子数据格式要求。
• 内容审查：证据是否涉及香港第三方隐私数据、是否违反香港《个人资料（隐私）条例》。
• 关联性审查：证据是否与内地指控的犯罪直接关联，避免被辩方以“超范围移交所获证据”为由提出排除申请。

合规管理视角：企业如何前置规划

对于涉及跨境业务的区块链企业（如虚拟资产交易所、矿池、DeFi项目方），司法协助风险是合规管理不可忽视的一环。以下是前瞻性建议：

建立两地数据合规体系

• 区分用户属地：对香港用户与内地用户的数据进行物理隔离或逻辑隔离，避免因香港用户的交易数据被调取而牵连内地主体。
• 明确数据出境规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31条及《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对可能出境的区块链数据进行安全评估。
• 聘请双法域律师：香港与内地法律团队应定期开展联合合规审查，特别关注两地监管口径的变动（如香港证监会2023年发布的《虚拟资产交易平台监管指引》）。

应对突发司法协助请求

• 前置授权协议：在与香港合作方签署协议时，明确如一方收到司法协助请求，需在48小时内通知另一方并保留异议权利。
• 保留数据源证据：企业应完整保存所有操作日志、审计记录和合规决策文件，以便在司法协助请求发生时快速提供证据链。
• 模拟协助演练：建议每年开展至少一次“司法协助应对演练”，由深圳区块链律师和香港律师共同参与，检验应急响应流程。

常见问题与回答

问题一：内地律师能否直接在香港取证？

回答：不能。内地律师未经香港特许，不得在香港境内私自收集证据或开展调查活动。否则可能违反香港《法律执业者条例》（第159章）第44条，构成非法执业。正确的做法是委托香港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