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块链刑事辩护法律｜本周高频：和解与执行（2026）

案件背景：2026年“和解与执行”为何成为区块链涉刑案件高频词

2025年以来，两高一部关于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犯罪的司法解释对虚拟货币领域持续收紧，区块链刑事辩护法律服务中，北京、上海、深圳三地律师的咨询量在2026年第一季度同比上升约40%，其中超过一半的咨询集中在“能否退赔、退赔之后能否取保、取保能否缓刑”这一链条上。这背后是办案机关对涉虚拟资产案件“追赃挽损”的刚性考核，也是当事人愿意用真金白银换取程序从宽的真实心理。

以深圳为例，深圳中院及福田、南山法院在涉虚拟货币非法经营、帮信罪案件中，普遍将“退赔退赃+谅解”作为实质性从宽情节。但和解结果的不确定性恰恰出现在证据层面——很多当事人轻信“中间人”承诺打了款，却没有留存“还款即谅解”的书面证据，最终不仅没有获得从宽，反而因为转账记录被认定为“继续交易”而坐实主观明知。

争议焦点：虚拟资产案件中的“和解”究竟是不是刑事诉讼法意义上的和解

必须澄清一个高频误区：《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八条规定的刑事和解程序，适用范围是“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案件，以及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

而区块链刑事案件中大量存在的帮信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非法经营罪、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均不属于第四章或第五章的罪名，因此不适用正式的刑事和解程序。实践中所谓的“和解”，实为民事诉讼上的《和解协议》与刑事程序中的《谅解书》的组合，二者在证据链中的功能截然不同：

• 民事和解协议：证明当事人之间就退赔金额、履行方式达成一致，属于书证；
• 刑事谅解书：证明被害人（或被害人代表）对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予以谅解，属于量刑酌定情节证据；
• 执行凭证（转账回单、收据）：证明退赔金额已实际支付且收款主体有处分权，属于履行证据。

司法实践中，若只签《谅解书》而无实际支付凭证，法院通常仅作“酌情从轻”考虑；若全额退赔并取得谅解，则适用缓刑的概率显著提升。但前提是——谅解书必须载明真实身份和自愿性，否则可能被辩护律师质证为“伪造证据”或“强迫谅解”。

法律分析：从证据准备与举证风险看退赔、谅解与从宽的对应关系

在区块链刑事辩护法律实务中，和解与执行环节的举证风险主要存在于三个维度。

风险一：退赔款来源合法性易被倒查

当事人若用“数字货币变现”的资金进行退赔，办案机关有权倒查该备付金是否属于犯罪所得。2026年深圳某涉USDT传销案中（来源：裁判文书网公开信息），当事人用犯罪所得加密货币兑换法币退赔，被认定属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后续行为”，反而增加罪名。实操建议：退赔资金尽量使用合法来源的银行卡自有资金，并保留工资流水、纳税记录等合法性证明；若涉及变卖合法持有的数字资产，请务必保留交易平台KYC记录和OTC出入金凭证。

风险二：“谅解书”主体不适格

在虚拟货币诈骗案件中，被害人可能遍布全国乃至境外。办案机关确认谅解人数的底线是“未被害人均获得赔偿”，而非“受害人代表出具谅解”。实务中有当事人找“即时通讯工具群主”代签谅解书，被被害人真实报案后直接推翻，法庭当庭对谅解书的真实性不予采信。正确做法是：由办案机关组织的支付、由被害人本人签署谅解书，并对签名的真实性进行公证或同步录音录像。

风险三：将“执行和解”做成“刑事和解”的夸大承诺

部分委托人相信“只要退赔，公安一定撤案”的中介话术。从证据角度，公安阶段出具的终止侦查决定书或不起诉决定书中，关于退赔的表述是有固定格式的——“未发现犯罪事实”或“犯罪情节显著轻微”。北京、上海检察机关2025年起试行“涉案企业合规+退赔”机制，但仅适用于特定企业合规案件。律师如果轻信口头承诺，把“退赔”等同于“无罪”，将对当事人的认罪认罚选择构成误导。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之前，务必要求检察机关在具结书上记载“已退赔全部赃款并取得谅解”作为量刑建议的从宽事由。

判决结果：从“执行到位”到“从宽处理”的裁判要点

以深圳某虚拟币交易平台非法经营案（公开判决书摘要）为例：被告人涉案交易金额2.3亿元，非法获利约210万元，庭审前全额退赔并取得部分被害人谅解。法院认定退赔情况属实，判处有期徒刑二年，适用缓刑四年，并处罚金。而另一同案被告人，因已消耗大部分犯罪所得、仅部分退赔，且无谅解书，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两案对比可见：执行到位（全额退赔）与执行部分到位之间的量刑差可高达三到四年。

法院在裁判说理中通常遵循三段逻辑顺序：第一，涉案资金流向是否清晰（追赃是否可行）；第二，退赔时间点在侦查、起诉还是审判阶段（越早越有利）；第三，悔罪表现是否符合同案比较标准。这意味着辩方律师需要提交的不仅是一张收据，还包括时间线证据（哪一天、通过何种方式、主动联系办案机关）、资金来源证据（合法的非涉案资金）以及受害人反馈证据（对方是否出具书面意见）。这些证据的缺失，将直接导致“执行”无法在判决书中的“判决主文”前获得专门段落评价。

律师点评：2026年区块链刑事辩护的核心竞争点已转向“执行方案设计”

本周高频案件显示，纯法律定性争议空间已被司法解释压缩，和解与执行成为贯穿侦查、起诉、审判三阶段的证据攻防主战场。深圳区块链律师和香港虚拟资产合规顾问在办案中的共同体会是：币圈案件的被害人情绪化严重，谈判时不能只谈合同关系，还要把虚拟货币价格波动风险、平台关停风险纳入和解方案设计——业内称之为“Token-Safe条款”。

从政策扶持角度，2026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网络犯罪的新闻发布会中再次强调“宽严相济、罚当其罪”刑事政策，对退赃退赔的从宽幅度作出了量化示范。这为良性和解创造了制度空间，警方在源码交易、智能合约审计等细分领域也积极引入合规整改机制。但必须提醒：政策扶持不等于无条件免罚，只有在证据层面能够证明“犯罪行为已制止、危害结果已修复、执行义务已履行完毕”时，才可能兑换从宽红利。

针对广大当事人，建议把握三条执行准备原则：

• 固定退赔意愿：在第一次讯问后，若经济能力允许，第一时间委托律师向办案机关书面提交《退赔意向书》，形成“主动退赔”的初始痕迹。
• 规范支付路径：严格使用办案机关提供的对公账户或被害人本人账户，切勿转给“中间人”代转，防止资金被截留。
• 保存沟通底稿：使用文字即时通讯工具、短信与办案人员确认退赔金额与办案阶段，保存好聊天记录的原始载体，避免仅留截图（截图在举证时需进行原始介质验证）。

如果你或你的亲属正面临涉虚拟货币的刑事指控，建议结合自身资金流水、聊天记录、交易角色等具体情况，第一时间咨询专业刑事律师（如吴勇律师团队）出具针对性的证据梳理方案。区块链法律咨询的关键在于时机——执行动作每提前一个诉讼阶段，裁判文书中“积极退赔”的可评价空间都会显著增大。

常见问题与简短回答（FAQ）

问：2026年涉币案件“退赔了”就一定能缓刑吗？

不一定。缓刑还取决于犯罪情节、社会危害性、再犯风险及社区影响。全额退赔+谅解是争取缓刑的高权重条件，但不是唯一条件，建议委托律师查阅本地区同类生效判决后综合评估。

问：和解协议与刑事谅解书有什么区别？

和解协议是民事双方就赔偿金额与履行方式达成的合意，属书证；谅解书是对犯罪嫌疑人主观恶性和被害人精神态度的证明，属品格证据。刑事判决主要采纳谅解书，但谅解书的真实性需要支付凭证予以佐证。